三十多年来，他所经历的环境规划的变化，

正是国家环保意识变化的过程

王金南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和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现任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国家环境规划与政策模拟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摄影/钦嫣

王金南：种新田十有九成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发于《与共和国同行——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70年纪念专刊》

这是一条崎岖的上学路。

上黄村位于浙江省武义县极偏远的位置，从村子出发，先徒步15里的羊肠古道，再翻过五百多米高的乌漱岭，才能到山那头武义二中所在的柳城镇，这段路足足有35里。

每次爬上途中最高点乌漱岭头，少年的王金南就会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前途。

此前，他的视野里是一成不变的灰瓦、泥墙以及起伏的山峦。此后，他的人生将以武义二中为起点，考入清华大学，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致力于环境规划与政策研究。

将工程与管理相结合

武义县上黄村，皆是王姓族人。村中有一所祠堂，适龄孩子大多去那里念书。江浙有耕读传统，王金南的父亲曾上过小学，后来有了孩子，也让他们去念书，并制定了“优惠政策”——凡下雨天，念书的孩子可以不干农活。

王金南是家中六个孩子中读书最好的，虽然当时的读书环境非常艰苦。一开始，王金南入读的高中叫宝山中学，学校半工半读，需要住校。他至今记得，冬天的时候，雪花透过屋檐飘进来，一夜之间，被子上全是雪。

因为高考制度恢复，王金南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1981年，作为全县仅有的两名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之一，王金南进入清华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学习环境工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环保事业刚刚起步。在王金南入学的第三年，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分家，环境工程单独成系。

不过，对于王金南来说，专业是老师帮着他选的，环境工程于他而言，十分陌生。

这时的中国，被各类思潮冲击，校园亦然。相比之下，环境工程要求的是一份“老僧入定”的忍耐，日复一日的做实验、制图、设计，单调而枯燥。和王金南同级同系的有六十多名同学，不少选择去其他专业或去隔壁的北大蹭课，国际贸易、金融、法律，都是当时热门的学科，一些人转行去了其他专业。王金南则选择继续在环保这条路走下去，攻读本校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在学习过程中，王金南逐渐意识到，要把工程和管理结合起来。三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初的想法：“我觉得这样会更有建树，作用更大一些。比如说做一个污水处理厂，你设计建造的就是一个单独的污水处理厂。但如果你研究规划国家特定时期需要多少污水处理能力、需要怎样的配套政策，就不是一个污水处理厂的事了，而是一个污水处理行业发展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可以从更高层面上来推动一些事情。”

为此，在硕士期间，他辅修了经济管理学院的课程，因为基础薄弱，占用了他很多的时间，以致于参加环境工程专业考试的时候，任课老师看他面生，差点把他赶出考场。

毕业的时候，王金南希望能进中国环境科学院环境管理研究所，从事“将工程与管理相结合的工作”。

他记得，工作有眉目是在1988年底。他从位于立水桥的中国环境科学院拿到接收通知，赶回学校。他沿着清河北岸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因为心里想着事，不留神撞在了一棵树上，连人带车滚到结了冰的清河里。忍着疼痛，他爬起来接着赶路，骑到学校，冲进系里，向老师要来派遣证，又赶回中国环境科学院。

参与规划与决策研究

这些年，作为技术带头人，王金南领衔了一系列重大的国家环保项目，包括国家“十三五”环保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环保规划、雄安新区生态环保规划、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保规划等。

环境规划是王金南当前工作的重点之一。这与他读书时所期待的，可以说是分毫不差。

三十多年来，王金南所经历的环境规划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国家环保意识变化的过程。

1999年，无疑是其间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环境科学院环境管理研究所被拆分，王金南出任只有二十余人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同时，受命牵头组建中国环境规划院。

此时，中国正在进行“十五”环保规划的研究。在王金南的印象里，这是国家五年规划首次让环境相关单位提供技术支撑。此后，他多次参与国家五年规划的制定。他记得，到“十一五”规划编制的时候，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成为规划的主要目标；“十三五”又提出了以环境质量改善为中心的规划思路。

很明显，环保的权重在国家的政策中不断上升，环境规划的理念也不断进步。这些都与王金南当前的另一个重点工作息息相关。

王金南将自己的两大重点工作比作x轴与y轴。他说，如果x轴是环境规划的话，那么y轴就是环保政策的研究，简单说来，后者支撑前者的实施。

王金南印象最深的一项环境政策研究工作，是工作第五年接触的来自世界银行技术援助的一个大项目。

项目持续了四年，主题是中国排污收费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研究。世界银行提供了100万美元，国内配套了200万元，对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环境研究来说，这是一笔巨额经费。当时，中国正在发展经济，对环保研究不够重视，一些大城市甚至还在考虑海洋直排污水的方案。

摆在王金南和同事们面前的难题，是中国在经济上能否支撑大规模污水处理厂的建设。直白地说，就是污水处理要花钱，这笔钱谁来出？

那时，计算机尚未普及，数据全靠从全国各地人工收集，四五年下来，数据资料堆了满满一屋。根据污水处理成本、百姓承受能力等各方因素，项目组认为，收取的水费应一部分贴补至污水处理厂，并规定了具体的数额。

后来，这一办法被相关部门采纳，并延续至今。今天，中国能够建成世界上规模第一的城镇污水处理体系，这一办法的提出可以说功不可没。

这些年，污水处理收费政策也经历了新的发展。当年考虑了污水处理，却没有考虑污泥处理成本。目前，王金南团队正在推进相关的研究。他希望能在“十四五”全面推行覆盖污泥处理的污水处理收费政策。

此外，王金南和他的团队还参与了排污交易、生态补偿、绿色GDP核算等项目的研究。

2007年，王金南加入了农工党。他多了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平台——通过参政议政，影响相关决策。

大约十年前，雾霾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作为环保专家的王金南，自然也注意到了。2013年1月，雾霾笼罩了全国将近七分之一的国土疆域，其中北京尤甚。当时，王金南是北京市人大代表，看到大气污染如此严重，他给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写信，建议农工党对此展开调研，推动国家采取相应治理措施。

此后，农工党进行了多次调研，并由王金南执笔完成了《关于积极应对区域灰霾污染的有关工作建议》，呈报给中央领导。

十多天后，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认为这份建议很有价值，应认真研究。

之后，李克强总理以及四位副总理均对这份建议作了批示。

据王金南介绍，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十条）正是在这份建议的基础上制定出台的。

从2008年到2019年，王金南共参与撰写了20多份建议和提案，其中有8份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批示。

当前，王金南正带领团队进行国家“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研究和面向2035年的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战略顶层设计。

王金南家里裱着一句他父亲送给他话：“行正道万无一失，种新田十有九成。”他很喜欢这句话，不仅装裱在家里，还会送给学生。

这也成为他多年从事环保行业最贴切的注脚。